从微观层面看，一项特定的宪法权利，其既可能遭遇来自政府的压制，也可能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制，后一种情形同样具有公共属性。

大家知道，宪法规范设定的行为模式，一般只有假定、处理，没有直接规定后果，有关后果是通过普通法规定的，包括鼓励与制裁。宪法评价是主体的一种认识活动，是一种以把握宪法的意义或价值为目的的认知活动，也就是说，它要揭示的不是宪法是什么，而是宪法对于主体意味着什么，宪法对主体有什么意义。

列宁说：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能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如果国家这种主体主要具有集中性的价值认知、体悟的话，公民这种主体具有单一性的价值体验，那么社会这种主体则既不具有集中性，也不具有单一性，而具有分散性的价值认知、体悟。中国宪法价值的发生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21] 参见赵世义、李永宁：《从资源配置到权利配置——兼论市场经济是宪法经济》，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这是在宪法价值的活动的基础上从宪法价值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宪法的本质的，而宪法价值活动则是宪法价值主体运用宪法价值中介能动地作用于宪法价值客体，以实现其价值的过程。

[11]显然，德国基本法已经把社会原则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没有社会组织的概念，只有社会团体的概念，在序言出现了1处，在条文中出现7处，分别与个人、公民、政党、机关并列使用。[31]前引[30]，卢梭书，第69页。

由此也就实现了只对人员而不对机构的监督——如何区分这两种情况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也是涉及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涵的原则性问题。[44] 【注释】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37]它依赖于假想的宪法所蕴含的契约自由精神和假定的宪法所支持的司法能动主义，频繁地利用宪法出场来抗击民主政治的结果。监察体制改革过程展现了宪法保留的控制力，同时改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正当化功能。

[27]由此一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亦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并非由其产生的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皆有报告工作的义务。改革是否充分体现宪法的控制力，影响着改革的正当性与权威性，[11]从而也影响它所塑造的宪法秩序。

如此推进，并不是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是它们有机统一的反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基础研究(17CFX009)的阶段性成果。良性违宪论的巨大弱点就在于此。实际上，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已经有所体现。

在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秩序属于不可修改内容。这就是改革的特殊性，即通过其自身实现正当化功能，接下来具体阐释这一逻辑。最后，宪法学对此能够做什么？从理论上看，捍卫宪法的权威与生命力，不是画地为牢，将宪法限缩在封闭的领地。[8]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自然是不可动摇的宪法根基，变更其内涵只能通过修宪完成，应当属于宪法保留事项。

另一个问题是，由人大产生的监察委员会是否需要向人大报告工作？对此理论界曾产生较大争议，[26]但最后的安排应当是监察委员会不需要报告工作，2019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没有这一议程。这里或有争议，关键是监督权如何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体系之中。

[22]翟志勇：《监察委员会与八二宪法体制的重塑》，《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07页。然而，过度收缩就意味着对宪法本质和作用的背离，改革将最终失控。

在改革推动者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14]宪法及时做了修改，并且最后是在宪法中增设了监察委员会一节。结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场快速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其特征和规律。[14]主张修宪的论述有很多，可参见郑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论纲》，《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132-136页。第二，监察制度如何输入人权保护原则？不言而喻，宪法是人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任何一州，未经其同意，不得被剥夺它在参议院中的平等投票权。[3]张峰振：《论宪法保留》，《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35页。

[3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598-599页。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特别重视于法有据的问题，这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

一个观察视角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被强调得较多。回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试点、立法与修宪是改革的三步曲。

改革中的宪法收缩并非是好与坏的简单判断，它只是表明宪法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处于不活跃的状态。[6]陈慈阳：《宪法学》，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41-142页。

然而，争议并未消除，核心争议即宪法是否需要载明关于监察制度的更多基本内容，它涉及下文将讨论的争议性问题。这就为确立宪法保留的观念提供了政治空间。总而言之，结构性控制容纳了宪法的规范属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逻辑，是政治主导之下的带有一定改革尊让性特征的宪法控制方式。引述美国的历史是想说明在政治性变革时期，宪法始终充满了张力并且必然会成为瞩目的焦点。

实际上，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要求运用于宪法保留事项改革，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考虑，这也是我们处理改革与法治关系的进步。以新的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的制度形式继续深入反腐败，改革最终落脚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在制度设计和程序控制的重大问题方面，宪法始终是主要的影响因素，理论界的讨论也影响到了政治过程，宪法控制力体现在价值输入、制度设计和过程控制等不同方面。宪法对此进行结构性控制，既为改革提供约束机制，又受制于改革塑造的新秩序。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适应了这一民主要求。[23]前引[16]，秦前红文，第37页。

第三，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宪法条款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论共识。合署办公既是人员、机构的合体，也是权责的合体，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原则性分开的局面。这属于一种党政合体的结构，党内监督仍属于党的自我监督，国家监察则属于对国家机构的外部监督，两者一体化形成了对全体党员和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覆盖。[18]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4页。

三、宪法的结构性控制与改革自身的正当化价值 (一)宪法结构性控制及其前提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并没有从修宪开始，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支持下，由中央推动在地方试点，从先行试点到各省市全面推开，再到修宪和国家监察立法建立全国性体制。[9]理论界提出过良性违宪、改革宪法、宪法变通、宪法建造等理论，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12]秦前红：《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与全国人大授权之关系探讨——以国家监察委员会为研究对象》，《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第24-31页。这主要是由我国的立法体制所决定的——全国人大的会期较短，而立法草案审议主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完成。

四、宪法收缩及其界限 (一)改革中的宪法收缩现象 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宪法的结构性控制是否有效是一个难题，所以还要评估结构性控制的程度。[41]发现宪法结构性控制的意义，目的是理解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宪法规律。